西南空管局管制中心赴华东空管局开展党群工作学习交流

该提案并未对个人信息数据与商家数据作出区分，不仅主张对商业用户赋予数据访问与利用权，还对数据持有者、数据接收者分别施加了各种义务。

小平台开发的程序，既可以是对大平台程序的补充，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程序。包括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传统上一直被称为自然垄断行业或者基础设施产业，其特点是极高的启动（沉淀）成本和相对较低的边际成本，由此实现在整个市场需求范围内平均总成本不断下降。

在万物互联的基础上实现网络效应，需要从全局出发，通过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联动设计，调动不同平台的积极性，欧美的法律构造已经充分表明这一点。该委员会提出，由不同制造商开发的软件之间的互操作只能通过反向工程实现，因此，从较小的、主要是欧洲制造商的角度来看，允许互操作目的的反向工程对于保持良好的计算机软件市场竞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通过互操作维持网络的开放性，扩大网络效应，既是社会公共利益所在，也符合企业的利益。2021年9月，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大背景下，工信部召开行政指导会，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引发行业震动。不同的选择，对于争议的处理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

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字概念等。常态情况下，尚可通过援引兜底条款、回避实体问题等司法技术发挥事后机制的作用。这一实践创新需要法治理论的支持，监察法规的入法方案就可以实现这一创新。

此次立法法修改，选择参考军事法规而非比照行政法规的入法方案，充分考虑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以及立法法的基本属性。规范性是指这部是可操作的程序性规范，指引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行政法规是行政权扩张的结果。[12]同注[2]，刘怡达文，第133—144页。

2019年8月，国家监察委员会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监察工作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监察法中一些原则性表述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其二，监察立法权的合法化程度不够。

这一安排总体上是合理的。尽管纪检监察体制和军事体制皆有党政合署办公、一体化运作的特征，但两者并不能等量齐观。2019年《关于监察法规的决定》没有明确规定，立法法也未作出任何具体安排，如何保证它们的合法性，是未来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二）在深化改革中完善监察法规监督机制因为监察法规嵌入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所以，对监察法规体制机制的完善，也需要统一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具体方式可以是更明确地规定监察法规的权限、程序，规定人大监督机制，规定党内监督机制，从而化解监察法规的法治危机。（二）为履行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的职责需要制定监察法规的事项。监察法规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自我立法，其本质是辅助监督权，既涉及党内监督，又涉及国家监察。在纪检监察一体化结构中，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察法规，实际上就是在运用纪检监察的复合权力。

另一方面，监察法规介入党的机构的活动之中，意味着党内法规必须与监察法规实现衔接协调，从而将法治标准嵌入党内法规之中。这一规定可以纳入立法法。

这是对监察权的一种有效监督方式。[6]这就对仅由代议机关行使立法权的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由此带来了监察法规的复合属性，具体来说：其一，监察法规具有政治属性，表现在它完善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整体上加强了党对权力监督工作的领导。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12条第3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立法法选择了参考军事法规的入法方案，这一安排总体上是必要的、合理的，充分考虑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要求。由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合署办公，部分监察法规在起草审批时还要报党中央批准。针对应当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通常具有创制性。

这类型监察法规针对的是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关系和领导职责，在机构体系内部发挥作用，形成新的管理型规则要求。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规定的原则规定。

（二）监察法规的形态虽然具有存在本质上的特殊性，但就其具体内容与主要任务而言，监察法规仍可以参照目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形态进行考察。（二）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实施的违法行为。

从2016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启动以来，监察立法权问题持续受到关注。最早阐释分权的洛克说：制定法律的权力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党中央也一直强调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因此，从理论上看，监察法规有如下四种具体形态。如果国务院针对《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开展行政立法，则有可能形成创制性法规。这一规定较为简单，应进一步完善。

此外，在反腐败的程序机制、政务处分与党纪处分等方面，两者还要达成有效衔接。不过，传统法治理论建立在立法权和行政权区分、立法者立法和法律所接受的行政权衍生立法区分的基础上，对于新类型权力的衍生立法权问题缺乏历史经验，因此在解决监察法规问题上存在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它与法律解释特别是所谓的应用型解释较为接近。如果剖开来看，实际上，纪委行使了国家监察权，监委行使了党内监督权。

[19]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2期，第155—161页。二是制定程序具体包括起草主体、报批要求、公众参与以及部门协调等。

[26]可见，监察立法权来源于实践需要，但这也是立法权配置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重大理论问题。这种一体化是实质性的，体现为同一人员、同一机构、同一程序、同一权责。党政合署办公的专门监督机关集中行使监督权，既行使党内的权力，也行使国家权力。这次会议也通过了《监察法》，它是关于监察权的基本法律，设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程序和职权，但它也没有规定监察立法权。

草案形成后，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可见，仅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为监察法规的法律基础并不充分。

这有利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制度发展，有利于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也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从名称上看，它回避了授权的问题，似乎意味着这个决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授权立法决定，[16]而是一种更像法律的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

作为立法领域的基本法，立法法既要回应监察法规的法律规范属性，又要适当处理监察法规的特殊性，所以应当突出立法法的程序法属性，回避涉及党政关系的政治性和实体性问题。在这种体制下，监察法规既是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依据，也可以说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依据。